來源：中國商報?收藏拍賣導報 | 作者：劉 征
左圖：會昌開元背昌。 中圖：會昌開元背京�！∮覉D：會昌開元背左宣。
從唐武宗李炎會昌五年（845年）至會昌六年，曾鑄行錢背紀年（我國最早的錢背紀年錢）又紀地、錢形不一、錢文不精、錢質(zhì)粗劣且版別繁雜的錢，其行期短，鑄量大，紀地多，分布廣，它即是“會昌開元通寶”錢。這種錢背文鑄有揚州紀年的“昌”字、長安京兆府紀局的“京”字、湖北荊州紀地的“荊”字等23種錢文。今傳世與出土頗豐，市場價格不高，收藏此錢的人較多。有人說它們是“佛的化身”，不無道理，此錢來歷的確與興佛、鑄佛、毀佛有關。
佛教自東漢傳入我國，至唐代，興佛較盛。對皇權(quán)而言，傳佛可迷惑百姓、維護統(tǒng)治，但卻勞民傷財，造成土地和賦稅減少。如武則天役使數(shù)萬人做“明堂”，造其大佛從坑而立，自云下而出；唐中宗大造佛寺，務取華麗，耗資巨萬；唐代宗興建“金閣寺”于五臺山，鑄銅涂金以為瓦，所費不可勝計。“安史之亂”使盛唐轉(zhuǎn)衰，府庫空虛。割據(jù)與兼并又使階級矛盾復雜尖銳，形成朝廷瘋狂斂財，地方官商豪取暴利和百姓被迫離鄉(xiāng)，“餓死者相枕于道”的格局。如肅宗乾元年間，鑄“乾元重寶”一當十和一當五十兩種紀值虛錢，與“開元通寶”錢并用。由于三種錢存在幣差，與市價及人們承受能力不相吻合，故出現(xiàn)“米斗至七千”、“錢輕貨重”的混亂現(xiàn)象；而到了唐德宗實行“兩稅法”后，則又形成“百斗（米）至百錢”、“錢重貨輕”的趨勢。期間，政府從中橫征暴斂賦稅，地方豪強乘機“積錢以逐輕重”。錢輕時，開庫毀錢，興佛鑄佛。錢重時，不惜萬金買官置地放高利貸……竭力積錢于追逐功名利祿之中。如長安京城大商人王酒胡出錢30萬貫，修朱雀門，建安國寺，皇帝詔命：能捐1000貫錢者，可撞佛鐘一下，只見“王酒胡半醉入來，徑上鐘樓，連敲百聲，遂入西市運錢10萬貫進寺”。又如，唐穆宗時，江陵（荊州）富商郭七朗輸錢數(shù)百萬，買到橫州刺史的官做。
840年，唐武宗即位，以李德裕為相，貶牛僧儒等人，抑制宦官勢力。又會昌三年殺劉稹，打擊藩鎮(zhèn)割據(jù)勢力。會昌五年，詔陳佛教之弊，毀寺（官賜匾額者）4600余區(qū)，毀招提、蘭若（私造佛寺）4000余區(qū)，還俗僧尼26萬余，收良田數(shù)千萬頃，釋放奴婢15萬人，史稱“會昌滅佛”。
毀佛與鑄錢有何關系？安史之亂后，唐朝采銅冶煉業(yè)正值恢復期，采銅量不高，產(chǎn)出的銅礦多用于造佛器，很少一部分用于鑄錢。又因鑄錢費用往往高于錢價一倍，加之官僚、地主、商人積錢之風極盛，以致通貨不暢，市面現(xiàn)錢減少。因而唐憲宗下詔：富家積錢過500貫者處死刑，王公大臣積錢受重刑，錢沒入官。但禁令行不通。唐文宗時，又下令富家積七千緡，余錢送市上流通，結(jié)果仍行不通。在積錢禁令屢禁不止、銅源不足的背景下，唐武宗只得廢減全國各宗教，將其銅像鐘磬等全部銷毀。各州縣得到大量銅材后，又令各地按開元通寶錢樣就地自鑄州錢（即22種會昌開元通寶錢），與朝廷京錢（即開元通寶背京紀地錢）并用，行使于當時社會。要改變錢重貨輕的積弊，或許這一創(chuàng)舉是較為有效的。會昌開元通寶錢的鑄行，并不在于其幣質(zhì)、鑄工、錢文有多粗糙，它們的經(jīng)濟作用遠比其錢幣本身的價值高得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