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古時使用金屬貨幣，商業(yè)活動受到限制，隨著商業(yè)經濟的發(fā)展，產生了貨幣匯兌，使用匯票起始于唐憲宗年間，稱作“飛錢”，宋代稱為“便換”和“便錢”，到明清時稱作“會票”。清代《皇朝經世文編》載：“今人家多有移重貲至京師者，以道路不便，委錢于京師富商之家，取票至京師取值，謂之會票，此即飛錢之遺意”。同時，會票還可用作清償債務的憑證，用于多種債務的結算，其性質與現(xiàn)代銀行托收結算很相近。雖然人們從史籍記載中得知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已經有了會票，但對會票的形象、內容等還是一無所知的。
會票制度的產生和實物遺存
商會票制度的產生是商品經濟發(fā)展的必然結果。明末陸世儀在《論錢幣》中說：“今人家多有移重貲至京師者，以道路不便，委錢于京師富商之家，取票至京師取值，謂之會票”。這是官宦之家轉移資產搭了商人的“便船”。商人使用會票是明代會票產生的原因和主流。
清初小說《豆棚閑話》載：徽商汪興哥在蘇州開典鋪經營不善，以致虧損，需要增加資本。而其父汪彥積資20余萬遠在徽州績溪，于是汪興哥準備就在蘇州“尋同鄉(xiāng)親戚寫個會票，接來應手�！庇擅魅肭�，會票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廣泛應用�！都t樓夢》第十六回記賈府為賈元春蓋造省親別院，到蘇州割聘教習，采買女孩子，置辦樂器行頭等事。賈薔向賈璉匯報說：“不用從京里帶下去，江南甄家還收著我們五萬銀子。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，先支三萬，下剩二萬存著，等置辦花燭彩燈并各色簾櫳帳幔的使 費�！笨梢�，從鄉(xiāng)村到城市，從京師到江南，會票制度在商業(yè)資本的雙向流動中發(fā)揮著重要作用。
清代徽商使用會票范圍廣泛，會票制度成熟。在徽州文書遺存中有一些會票實物�！段墨I》雜志1985年第2期公布了由休寧渭橋謝氏收藏的清康熙年間的會票23張。在這些會票中，共計會兌銀兩13980兩，其中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4060兩，二十三年 6505兩，二十五年3415兩。這批會票都是會到“北京前門外打磨廠長巷頭條胡同日成布店”兌付，其第9號會票注明：三百兩白銀“將鼎謙號布價兌付”。這表明會到款項為支付布價，是商用會票。
以前人們只知道，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專營匯兌的票號開始自置平砝，然而這批會票中，有12張注有“平照日成布砝”的字樣，即指“日成祥記”自置的平砝。說明早在十七世紀末，徽商日成祥記布店就已經使用自置平砝了。
明清徽商以鄉(xiāng)族關系為紐帶，大都是小本起家，結伙經商。有的徽商資本來源即為借貸，在經營過程中，往往也需要借貸資本以濟不足。而徽商經營的地域范圍較廣，有的人同時在相隔千里之遙的兩地經營典當?shù)冉鹑谛刨J業(yè)務。商用會票滿足了徽商間金融信貸的需求。 就商幫內部信貸會票而言，在明清中國十大商幫中，無論是會票實物還是文獻都未見記載，似為徽商獨有。徽商內部的金融機制增強了徽商資本的競爭能力。
“輕赍”——時代的潮流明陳子龍在《錢幣論》中對會票的作用作了“商賈輕赍往來財用”的界定，是很準確的。會票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“輕赍”，即使作為商業(yè)資本的“銀兩”便于流通攜帶。
明中葉以來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，出現(xiàn)了由實物向“輕赍”的轉化。明初朱元璋制定賦稅政策，以征收糧麥實物為主，且民間不準用白銀交易。隨著社會的發(fā)展，實物稅的弊端凸顯。明初官吏的薪俸為憑俸帖領取祿米。而永樂遷都以后，北京的官吏要到江南領薪，路途 遙遠，糧運艱難，于是官吏們只有把俸帖出售換取貨幣。官吏們常常賤賣俸帖吃了虧，實際收入降低，自然企盼薪俸的貨幣化。另一方面，在產糧很少的山區(qū)，納稅者要把土特產品、手工業(yè)產品變賣，然后“歲赍金帛于通津之處易米上納”。（《正統(tǒng)實錄》卷21）納稅者和食 祿者都因為實物稅在運輸環(huán)節(jié)中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利益受到損害，同時也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浪費。正統(tǒng)以后，南直隸等處起運的稅糧，按米麥每石工錢5分折收白銀，“煎銷成錠，委官赍送赴京”（《正統(tǒng) 實錄》卷23），是為“金花銀”。此后，“朝野本用銀”（《明史·食貨志》），白銀成為商品流通領域的主要貨幣。
但銀兩的攜帶極為不便，明代徽商途中丟失銀兩較為典型的例子，如《警世通言·呂大郎還金完骨肉》載：呂玉“去坑廁出恭。見坑板上遺下個青布搭膊，檢在手中，覺得沉重。取回下去，打開看時，都是白物，約有二百金之數(shù)�！边@銀子是在揚州開糧鋪的徽商陳朝奉不慎遺失的。二百兩銀子重有十二斤半，商人跋涉在外，時時將此“白物”纏于腰間，實是累贅�！犊蜕桃�(guī)鑒論》云：“身攜萬金，必以安頓為主。”如果坐實計算，所言“萬金”合六百余斤，甚為沉重。同書又云：“囊沉篋重，亦要留心，下跳上鞍，必須自挈，豈宜相托舟子車家。”可見當時商人要時時以所攜沉重之白銀為慮。
明代田賦貨幣化，把數(shù)以萬石計的糧運改作納銀，是為“輕赍”。而商人以身攜“萬金”為累，進而創(chuàng)制了“以空囊而赍實資”的會票�！拜p赍”成為時代的潮流。
從會票看徽商資本的運行
徽商金融信貸業(yè)務未能真正跨入近現(xiàn)代社會的門檻，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。從信貸會票的情況來看，金融信貸業(yè)務只局限于徽商內部，在外部則社會條件不成熟。徽商在全國各地經營典當高利貸，依黃仁宇先生言，是商業(yè)資本的化整為零，不利 于“資本主義”的發(fā)展�；丈谈呃J資本往往由于各種社會原因難以收回。明清徽州家譜中有許多徽商“焚券”的記載，表明當時的社會 經濟很不穩(wěn)定，農村經濟脆弱，天災人禍頻繁。農民高利借貸是為維 持生存，而不是發(fā)展生產。在這種社會條件下，商業(yè)資本的運行質量 不高，商人“焚券”而去，即是無可奈何地勾銷“呆帳”。
明中葉以后商業(yè)和商業(yè)資本的發(fā)展“一馬當先”，跑在了農業(yè)和手工業(yè)的前面，并已形成不相適應的局面。在徽商內部，資本的運行質量要高于外部社會�；丈绦刨J會票都有“本利一并歸還不誤”的條款，雖然有的約定一年期貸款，三年后才“算訖” ，但較之“焚券”，其資本無疑安全得多。
在徽州文書遺存中有一件《萬歷二十七年盧道義限約》，內容如下：
立告限人盧道義：今在儀真原領家主本銀柒千兩買鹽生理，為因歷年失手侵用，共缺本銀叁千壹百壹拾肆兩貳錢五分。以致家主具告爺臺，蒙審追并，一時無措，自情□央家主親眾勸諭寬宥，愿立限約陸續(xù)償還。懇準立限，付主執(zhí)照。
萬歷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告立限約盧道義
官批：盧道義領家主吳可學本銀七千兩未完。今據(jù)吳謙、吳世德處議：陸續(xù)付還。如仍前故負，執(zhí)此赴告。（休寧縣印）通過這張限約可見，徽州地方政府對徽商資本是予以保護的，其“官批”即說明了這一點。但這種保護力度有限，政府只能根據(jù)鄉(xiāng)族“處議”，“陸續(xù)歸還”（具有民事調解的性質），而不是依照國家法律條文來強制執(zhí)行。
以上限約中盧道義稱吳可學為“家主”，這又是徽商資本運行的一大特點�；丈讨杏行┤嗽羌抑鞯钠腿耍麄兏S家主外出經商，少數(shù)人就此發(fā)達，自立門戶。典型的例子如《儒林外史》第23回描述的鹽商萬雪齋，他原是徽商程明卿的家奴，行鹽發(fā)達后已有七房妻妾。 他們羞于言及原來的主仆關系，在徽州本土更不能和“家主”平起平坐。上述盧道義雖為奴仆身份，但他能從家主吳可學處領到“本銀柒千兩”行鹽，其主仆關系自不可依徽州本土的佃仆制來看待，而是體現(xiàn)了徽商資本運行的一種類型。
會票制度的歷史意義
第一，徽商會票的形制達到了近代紙質票據(jù)的很高水平。會票實物在形制上尚有古代“合券”的遺意。戰(zhàn)國時就有“合券”的記載：馮諼在齊國幫孟嘗君收債，“載券契而行”，其券“遍合”。這時的券分為兩半，債權人與債務人各執(zhí)其半以為憑證。 在徽商會票中，有的以騎縫印保留了“合券”的遺意，也有的即省略。但徽商會票所鈐印記很特別：會票上并不鈐蓋寫出會票者姓名印，而是加蓋諸如“恒元圖書”“翰墨生香”等具有文化內涵的印記。
第二，會票異地支付的匯兌方式已具有了近代金融意義。會票制度上承唐宋“飛錢”和“便換的匯兌形式，注入了明清商品經濟的內 涵，下開中國金融匯兌專營機構——山西票號的先河。如果我們從白銀（實物）——會票（有紙）——網(wǎng)絡（無紙）這樣一個載體發(fā)展的歷史全過程來看，從現(xiàn)銀支付到會票匯兌是一個質的飛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