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，從唐高祖李淵到昭宣帝李（左木右兄），終唐一代凡290年，只發(fā)行了七八種錢幣，而見于正史的僅有三種，即前述“開元通寶”和“乾封泉寶”、“乾元重寶”兩種年號寶文錢。這種情形與此前歷代王朝讓人眼花繚亂的錢制，自是一個鮮明的對照。從這里可以看出，唐朝的貨幣政策是十分穩(wěn)定、有效的，而穩(wěn)定的基礎當然還在于錢幣本身在市場流通中的積極表現(xiàn)。
唐朝早期社會開放，經濟繁榮，“開元通寶”始終是貨幣流通中的主角。早期統(tǒng)治者對于控制物價，使通寶保持合理幣值及較強購買力十分努力，這也是此時期被稱作盛唐的重要特征之一。至乾封元年（666年），唐高宗發(fā)行了大面值、“以一當舊錢之十”的“乾封泉寶”，此錢制作精美，形制略大或等同于開元錢，但次年就因引起通貨膨脹而停鑄，又恢復了開元錢的行用。這是唐朝首次推行的大面值錢幣。
進入中期后，由于“安史之亂”引發(fā)的社會動蕩，唐朝經濟開始走下坡路，不僅國家錢制大亂，私鑄小錢亦泛濫無度。這期間，朝廷又推出一種新錢“乾元重寶”，這是唐肅宗上臺后，于乾元元年（758年），發(fā)行的當十年號錢。次年，肅宗又鑄當五十的“乾元重寶”，但只比當十錢重約一倍，是名副其實的虛值大錢。此錢背面有寬細兩道外郭，故泉家稱之為重輪乾元。唐代宗大歷年間和唐德宗建中年間，官府還分別鑄有“大歷元寶”和“建中通寶”兩種錢，但在近現(xiàn)代的考古發(fā)掘中，它們很少在中原地區(qū)的唐宋窖藏中露面，倒是屢屢出土于新疆庫車一帶的古龜茲廢墟中。這對于研究唐朝中期中原文化與西域絲綢之路文明的交流和影響，是一個十分珍貴的見證。
晚唐的經濟有所恢復，帶動了小平錢制度的復蘇，這突出地表現(xiàn)在鑄有地名的“開元通寶”小平錢上。因為這種錢是于唐武宗會昌五年（845年）開始鑄行的，故史稱“會昌開元”。當時，由于連綿的內戰(zhàn)造成經濟不振，貨幣短缺，各州府都就地鑄錢，其中淮南節(jié)度史李紳在新錢背面添鑄一“昌”字，進呈朝廷，以紀年號。這個創(chuàng)意很為唐武宗欣賞，遂下令各地錢爐新鑄“開元通寶”時，均增添如京、洛、益、荊、廣、福等地名，目前有傳世或出土實物的“會昌開元”錢已達23種。
“會昌開元”雖被后人稱為古錢的一大景觀，卻是以實行廢寺毀佛鑄錢的極端措施為代價的。唐代佛教十分流行，佛寺、蘭若廣布天下，而興建寺廟及造像都需消耗大量銅材，這使得本來銅礦開采規(guī)模不足的局面，在國家需要增加貨幣總量時，更加窘迫。為解決這一矛盾，唐武宗于會昌五年七月令全國“天下廢寺、銅像、鐘磬委鹽鐵使鑄錢……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，敕出后限一月納官。如違，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”，結果僅一個月后，“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，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，收充兩稅戶，拆招提、蘭若四萬余所，收膏腴上田數(shù)千萬頃，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”（《舊唐書·武宗紀》）。這種景況，可以看作唐代貨幣發(fā)展史中的一個意味深長的注腳。
